老龄化社会快速到来，养老资源和资金缺口凸显。到2050年中国老龄化将达到峰值，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达4.37亿，以目前中国养老市场的容纳能力，显然无法接纳如此多的空巢老人去养老院养老。

“排队的老人有4000多人，很多从2004年排到现在的，都还没解决。”11月11日，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因为床位紧张，甚至很多部级领导家属想住进来，都需要找人帮忙。

作为国家二级福利事业单位，拥有500多张床位的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可谓一床难求。而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北京，上海第三福利院同样有几千人排队。

我国目前已有各类养老机构38060个，拥有床位266.2万张。2009年，我国60岁以上人口仅为1.67亿。

据民政部门调研，在上海、浙江等地，增加一张床位即便不算土地成本也需要16万元。按照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各类养老床位数30张计算，共需要新增床位400多万张，仅此一项，保守估计需要投资超过4000亿。

有人口学者指出，中国老龄化速度过快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。但是否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尚未有定论。

独生子女政策加速老龄化

“现在老龄人口是以每年3%的速度快速增长，同期人口增速是0.66%，老龄人口是人口增速的5倍多。而且老龄化速度在东部地区更高，浙江、上海两地都达到了4.5%。”民政系统人士告诉记者。

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标准，当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%时，就意味着该国步入老龄化社会。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，比全国提前了20年。之后的1990年，浙江、江苏、天津、广东等地陆续进入老龄化。目前上海、浙江等发达地区，老龄人口已占20%左右。

而青海宁夏等西部地区，近年才陆续进入老龄化。此外，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是，由于人口流动等原因，农村老龄化要高于城市。农村成为社会保障的薄弱环节，养老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。

与老龄化严峻形势相对应的，是特殊的国情背景。作为发展中国家，我国“未富先老”的特征十分明显。

“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，人均的GDP在5000到10000美元，我们国家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的时候，人均GDP只有806美元，即使去年也不到4000美元。所以我国人口老龄化阶段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。”民政部人士告诉记者。

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，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并达到较低的水平，人口老龄化就必然加快。因此人口数量的控制和老龄化的速度成为两难抉择。

“西方发达国家用了几十年、上百年的时间实现了人口老龄化的转变，我们只用了18年的时间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。”民政系统人士表示。

1980-1983年间，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，而我国的人口结构也随之改变，加速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。

是否应该在更大范围内、更大幅度地调整人口生育政策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：“目前尚不具备条件。”

人口学家邬沧萍教授也认为，放宽人口政策对缓解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需求是于事无补的“远水不救近火”，同时新增加出生人口对老龄化派上用场前，增加了社会负担，形成老少负担“两头沉”。

国研中心课题组认为，目前关于全国人口数量、结构、总和生育率等一些对人口政策调整决策至关重要的统计数据不清、信息不全面、不对称，不宜在此情况下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作出过早决断。

同时课题组建议，待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束后，在认真研究和全面测算的基础上，在“十二五”末或下一个五年规划中再考虑是否放宽人口生育政策。

计划覆盖3%老人

11月7日，在江苏无锡举行的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上，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介绍，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%，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%；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，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%，城乡家庭养老条件明显缺失。

根据中国老年科研中心调查，目前全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中，1/6老人因生活不能自理或因孤单而愿去养老院。上海在“十一五”期间提出“9073”的养老服务体制建设的框架，也只不过是达到90%老人家庭养老，7%的老人依托社区养老，3%的老人进入机构养老的目标。

“如何来规划养老机构到底占多大的比例，像北京后来也跟上海学习，北京的规划就是‘9064’，提出来4%的老人在机构养老，而国际的做法一般在5%到7%。”民政部人士告诉记者。

“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，就是养老机构床位总量不足，养老床位数现在仅占全国老年人的1.59%，现在全国是260多万张，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%到7%的比例，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%、3%的比例，像巴西这类国家，他们都达到3%了。”民政部人士告诉记者。

如果中国的养老院使用率与英国和美国一样，那么将来可能会有150万人生活在养老院。假设每个养老院里有60到100个床位，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建立15000到25000个养老院。